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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以避讳论：闻名心瞿之实不存焉，而以是自矜其知礼，其事已极无谓。乃度责罚之不加，则恣睢而废事；《颜氏家训·风操篇》云：“《礼》云：见似目瞿，闻名心瞿。有所感触，恻怆心眼，若在从容平常之地，幸须申其情耳。必不可避，亦当忍之。伯叔、兄弟，酷类先人，可得终身肠断，与之绝邪？又临文不讳，庙中不讳，君所无私讳，盖知闻名须有消息，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。梁世谢举，闻讳必哭，为世所讥。又臧逢世，臧严之子也。孝元经牧江州，遣往建昌督事。郡县民庶，竞修笺书，朝夕辐凑，几案盈积。书有称严寒者，必对之流涕，不省取记。多废公事，物情怨骇。竟以不办而还。此并过事也。近在扬都，有一士人讳审，而与沈氏交结周厚。沈与其书，名而不姓。此非人情也。”此等皆有碍于事。

又云：“言及先人，理当感慕，古者之所易，今人之所难。江南事不获已，乃陈文墨；须言阀阅，必以文翰，罕有面论者。北人无何便尔话说，及相访问。如此之事，不可加于人也。人加诸己，则当避之。”此为颜氏所主张，然已不可行矣。《晋书·礼志》：大元十三年，召孔安国为侍中，安国表以黄门郎王愉名犯私讳，不得连署求解。

有司议云：“公义夺私情，王制屈家礼。尚书安众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讳，求解职，明诏爰发，听许换曹，盖是恩出制外耳。而顷者互用瞻式。源流既启，莫知其极。请一断之。”从之。是矣。然《江统传》：选司以统叔父春为宜春令，统因上疏曰：“故事：父祖与官职同名，皆得改选。身名所加，亦施于臣子。佐吏系属，朝夕从事，官位之号，发言所称。臣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，宜与触父祖名为比。”朝廷从之。

《王舒传》：舒父名会。舒授会稽内史，上疏辞以父名。朝议以字同音异，于礼无嫌。舒复陈：音虽异而字同，求换他郡。于是改会字为郐。《梁书·张稷传》：稷父名永，稷为新兴、永宁二郡大守，以郡犯私讳，改永宁为长宁。则因之以废事者，卒不少也。

逮富贵之可求，又借之以行谄；《齐书·礼志》：晋武大始二年，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。诏曰：“礼：内讳不出宫，近代讳之也。”此已为非礼之礼矣，犹曰皇后之尊也。乃如毛宝子穆之，字宪祖，小字武生。名犯王靖后讳，故行字，后又以桓温母名宪，乃更称小字。虞预本名茂，犯明穆皇后母讳，故改焉。徐爰本名瑗，后以与傅亮父同名，改为爰。荆州人为羊祜讳，屋室皆以门为称，改户曹为辞曹。则谄谀已甚矣。遂至有权势者，亦以此求之于人。桓玄平元显后，讽朝廷发诏为桓温讳。有姓名同者，一皆改之。姚兴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：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，以彰殊礼。此并非法已甚。

《魏书·游肇传》：高肇以肇名与己同，欲令改易，肇以高祖所赐，秉志不许。高肇甚衔之，世宗嘉其刚梗。魏史于高肇，多溢恶之辞，所云或非其实，然亦当时实有此等事，故得肆其诋诬也。行比于宦官宫妾，礼不讳嫌名，二名不偏讳。

《颜氏家训·风操篇》云：“刘縚、缓、绥兄弟，父名昭，一生不为照字，惟依《尔雅》火旁作召。”是讳嫌名也。古之避讳者，讳其音非讳其义，炤岂无昭音乎？是并不达于礼矣。

《北齐书·杜弼传》：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，云须取署，子炎读署为树，高祖大怒曰：“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”，杖之于前。弼进曰：“礼二名不偏讳，子炎之罪，理或可恕。”案《神武纪》其父名树，盖其字为后来所制，实非单名树也。

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江南至今不讳字，河北士人，全不辨之。”

《晋书·儒林传》：刘兆，字延世，尝有人著靴骑驴，至兆门外，曰：吾欲见刘延世，门人大怒。更可发笑。而其居心之悖傲、卑鄙，则更甚焉，不亦可羞矣乎？抑礼之非因乎人情者，虽不复足为人生之轨范，然情生文，文亦生情，果为众所共严，犹足维持一时之纲纪，如《秦汉史》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论《后汉书·儒林传赞》之语，虽诬而实不可谓之诬是。此实当时社会仅存一线之纲维也。

乃自魏、晋已还，而此藩篱又毁。《日知录》又云：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。亡国与亡天下奚辨？曰：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，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嵇绍之父，被杀于晋文王，至武帝革命，而山涛荐之入仕。绍时屏居私门，欲辞不就。涛谓之曰：为君思之久矣：天地四时，犹有消息，而况于人乎？一时传诵，以为名言，而不知其败义伤教，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。

夫绍之于晋，非其君也。忘其父而事非其君，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，为无父之人，亦已久矣！而**阴之死，何足以赎其罪乎？自正始以来，而大义之不明，遍于天下。邪正之说，不容两立，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、石勒，观其故主青衣行酒，而不以动其心者乎？”亭林所谓亡国，即今所谓王室之兴亡，其所谓亡天下，则今所谓国家、民族之倾覆也。五胡云扰之时，民族实借国家以自卫，君主则为主权所寄托，而为国家之表征，君臣之义，**焉如此，国家、民族，安得而不倾覆？本实既拨矣，而以琐琐末节，自矜其知礼，不益可羞矣乎？

当时君臣之义，何以**焉如是？曰：此贵族争夺相杀必至之符，亦足证吾晋、南北朝士夫风俗之恶，实为其阶级将趋消亡之说也。

《齐书·褚渊传论》曰：“金、张世族，袁、杨鼎贵，委质服义，皆由汉氏。膏腴见重，事起于斯。魏氏君临，年祚短促。服褐前代，宦成后朝。晋氏登庸，与之后事。名虽魏臣，实为晋有。故主位虽改，臣任如初。自是世禄之盛，习为旧准。

羽仪所隆，人怀羡慕。君臣之节，徒致虚名。贵仕素资，皆由门庆。平流进取，坐至公卿。则知殉国之感无因，保家之念宜切。市朝亟革，宠贵方来。陵阙虽殊，顾眄如一，中行、智伯，未有异遇。夫爵禄既轻，有国常选。恩非己独，责人以死，斯固人主之所同谬，世情之过差也。”其于是时世族徒知自保，蔑视节义之原因，言之可谓深切矣。然若深求其原，则尚不止此。

夫君臣之义之最高者，彼此皆有拯民于水火之心，奠国于苞桑之念；或为元首，或为股肱，各因其才，以任其职，志事既彼此相同，死生自不相弃背，此义知之者盖罕。寻常所谓忠君者，则古封建之世，视土地人民为私有，为臣者乃受豢于其君，衣食既见解推，礼貌复云优异，乃为是感激意气之私。世变既殊，土地人民非一人一姓所私有，其义终将昌明而为之君者，亦日益骄**纵恣，不复能有恩礼于其臣，或且视之如草芥；意气感激之念，复安得存？逐鹿、从龙，同为私利，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，固势之所必至也。梁武帝之受禅也，齐和帝之臣颜见远，不食而死。武帝闻之曰：“我自应天从人，何豫天下士大夫事，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？”《梁书·文苑·颜协传》。见远，协之父。不啻明言之矣。

丧乱之世，武人秉权，自尤不知忠义之可贵。宋竟陵王诞之叛也，其臣王玙之，五子悉在建业。玙之尝乘城，沈庆之缚其五子，示而招之。许以富贵。玙之曰：“吾受主王厚恩，不可以二心。三十之年，未获死所耳，安可以私亲诱之？”五子号叫，于外呼其父。及城平，庆之悉扑杀之。

沈攸之在郢州，州从事辄与府录事鞭，攸之免从事官，而更鞭录事五十，谓人曰：“州官鞭府职诚非体，要由小人陵侮士大夫。”仓曹参军事边荣，为府录事所辱，攸之为荣鞭杀录事。攸之自江陵下，以荣为留府司马守城。张敬儿将至，人或说之，使诣敬儿降。荣曰：“受沈公厚恩，共如此大事，一朝缓急，便改易本心，不能行也。”城败见敬儿，敬儿问曰：“边公何不早来？”荣曰：“沈公见留守城，而委城求活，所不忍也。本不蕲生，何须见问？”敬儿曰：“死何难得？”命斩之。欢笑而去，容无异色。

泰山程邕之者，素依随荣。至是，抱持荣曰：“与边公周旋，不忍见边公前死，乞见杀。”兵不得行戮，以告敬儿。敬儿曰：“求死甚易，何为不许？”先杀邕之，然后及荣。齐始安王遥光之叛也，府佐司马端为掌书记。曹虎谓之曰：“君是贼非？”端曰：“仆荷始安厚恩，今死甘心。”虎不杀，执送还台。徐世（左扌右剽）杀之。

《梁书·陆襄传》：父闲，为遥光扬州治中。遥光作乱，或劝闲去之。闲曰：“吾为人吏，何所逃死？”台军攻陷城，闲见执。将刑，第二子绛求代死，不获，遂以身蔽刃，刑者俱害之。《南史》云：闲被收至杜姥宅，尚书令徐孝嗣启闲不与逆谋，未及报，徐世（左扌右剽）命杀之。

而各忠所事，实有碍于统一，为大君者，又从而摧残之。宋孝建二年，改革诸王车服制度，事见第九章第二节。上讽有司增广条目。奏曰：“郡县内史、相及封内官长，于其封君，既非在三，罢官则不复追敬，不合称臣，宜止下官而已。”见《宋书·礼志》及《义恭传》。

《周书·齐炀王宪传》：开府裴文举，宪之侍读，高祖尝御内殿引见之，谓曰：“近代以来，暂经隶属，便即礼若君臣，此乃乱代之权宜，非经国之治术。《诗》云：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，一人者止据天子耳。”积古所传君臣之义，安得不**焉以尽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