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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书·诸志总序》云：“魏、晋已来，迁徙百计。一郡分为四五，一县割成两三。或昨属荆、豫，今隶司、兖。朝为零、桂之士，夕为庐、九之民。去来纷扰，无暂止息。版籍为之浑淆，职方所不能记。自戎狄内侮，有晋东迁，中土遗氓，播迁江外，莫不各树邦邑，思复旧井。既而民单户约，不可独建。故魏邦而有韩邑，齐县而有赵民。且省置交加，日回月徙。寄寓迁流，迄无定托。邦名邑号，难或详书。”

可见斯弊，由来已久。然终以错杂为忧，则仍鲜治理之便矣。此土断之所以亟。张普惠省减郡县，史称宰守因此绾摄有方，奸盗不起，民以为便，可见侨置之有害于治理也。南北分张，此弊弥甚。

《魏书·韩麒麟传》：子显宗上言：“自南伪相承，窃有淮北，欲擅中华之称，且以招诱边民，故侨置中州郡县。皇风南被，仍而不改。凡有重名，其数甚众。”

《北齐书·文宣帝纪》：天保七年，十一月，诏曰：“魏自孝昌已来，豪家大族，鸠率乡部，托迹勤王，规自署置。或外家公主，女谒内成，昧利纳财，启立州郡。牧、守、令、长，虚增其数。求功录实，谅足为烦。损害公私，为弊殊久。且五岭内宾，三江回化。要荒之所，旧多浮伪。百室之邑，便立州名，三户之民，空张郡目。譬诸木犬，犹彼泥龙。今所并省，一依别制。”

于是并省三州、一百五十三郡、五百八十九县、三镇、二十六戍云。《通鉴》：梁武帝大同五年，十一月，朱异奏：“顷来置州稍广，而小大不伦。请分为五品。其位秩高卑，参僚多少，皆以是为差。”诏从之。于是上品二十州，次品十州，次品八州，次品二十三州，下品二十一州。

时上方事征伐，恢拓境宇。北逾淮、汝，东距彭城，西开牂牁，南平俚洞，纷纶甚众、故异请分之。其下品皆异国之人，徒有州名，而无土地。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，置州及郡、县。刺史、守、令，皆用彼人为之。尚书不能悉领。山川险远，职责罕通。五品之外，又有二十余州，不知处所。凡一百七州。又以边境镇戍，虽领民不多。欲重其将帅，皆建为郡。或一人领二三郡大守。州郡虽多，而户口日耗矣。观此文，知齐文宣之诏，非过甚之辞也。

《晋书·傅玄传》：玄子咸上言：“旧都督有四，今并监军，乃盈于十。夏禹敷土，分为九州，今之刺史，几向一倍。户口比汉，十分之一，而置郡县更多。”晋初以是为病，况于南北朝之末？魏道武罢户不满百之县，《本纪》天赐元年。而后周以户数秩郡县，县下者亦不盈五百而已。奚啻十羊九牧哉？

外官僚属：郡、县各有旧俗，分曹往往不同。吏、卒皆有定员，视户口多少为差。晋初尝议省州、郡、县半吏，以赴农功。《晋书·荀勖传》。

苏绰六条诏书曰：“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。官省则善人易充，善人易充，则事无不理。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，杂不善之人，则政必有得失。故语曰：官省则事省，事省则民清，官烦则事烦，事烦则民浊。案今吏员，其数不少。昔民殷事广，尚能克济，况今户口减耗，依员而置，犹以为少？如闻在下州郡，尚有兼假。扰乱细民，甚为无理。悉宜罢黜，无得习常。”观此，知吏员虽云依户口而定，实未必能遵行也。

《晋志》云：县五百已上皆置乡。三千已上置二乡，五千已上置三乡，万已上置四乡。乡置啬夫一人。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。其土广人希，听随宜置。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。此等制度，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度当沿之。

《魏书·大武五王传》：临淮王谭曾孙孝友表言：“今制百家为党族，二十家为闾，五家为比邻。百家之内，有帅二十五，征发皆免，苦乐不均。羊少狼多，复有蚕食。此之为弊久矣。京邑诸坊，或七八百家，惟一里正二史，庶事无缺，而况外州？请百家为四闾，闾二比。计族有十二丁，得十二疋赀绢。略计见管之户，应二万余族，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疋，十五丁出一番兵，计得一万六千兵。此富国安人之道也。”

《隋书·食货志》：北齐河清三年定令，命人居十家为比邻，五十家为闾里，百家为族党，较魏制实省十二丁，即孝友之志也。苏绰六条之诏，谓“正长者治民之基，基不倾者上必安。党族、闾里，皆当审择，各得一乡之选，以相监统。”然暴政亟行之世，在上者之诛求愈烈，则在下者之困辱愈增，而其自视卑而不得有所为也亦愈甚。

刘曜为石勒所获，北苑市三老孙机上书求见曜，见《晋书·曜载记》。尚有新城三老遮说汉王，壶关三老上书讼戾大子之遗风，后此则无闻矣。

《魏书·高祖纪》：大和十一年，十月，诏曰：“孟冬十月，民间岁隙，宜于此时，导以德义。可下诸州：党里之内，推贤而长者，教其里人。”未尝不欲复前代之遗规，然其效卒不可睹也。

《北史·魏宗室传》：河间公齐之孙志，为洛阳令。员外郎冯俊，昭仪之弟，恃势恣挝所部里正。志令主史收系，处刑除官。由此忤旨，左迁大尉主簿。辇毂之下，里正之见陵如此，况其远者乎？

都邑之地，豪猾所萃，则击断之治尚焉。《晋志》：县皆置方略吏四人，而洛阳置六部尉。江左以后，建康亦置六部尉。余大县置二人，次县、小县各一人。此指方略吏言。《宋志》云：大祖元嘉十五年，县小者又省之。邺、长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。此等制度，历代亦当略同也。北朝尚击断尤甚。《魏书·甄琛传》：琛迁为河南尹。表言：“国家居代，患多盗窃。世祖广置主司、里宰，皆以下代令、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为之，又多置吏士，为其羽翼，崇而重之，始得禁止。迁都已来，天下转广。四远赴会，事过代都。五方杂沓，难可备简。寇盗公行，劫害不绝。此由诸坊混杂，厘比不精，主司暗弱，不堪检察故也。里正乃流外四品，职轻任碎，多是下才，人怀苟且，不能督察。故使盗得容奸，百赋失理。边外小县，所领不过百户，而令、长皆以将军居之。京邑诸坊，大者或千户、五百户；其中皆王公、卿尹，贵势、姻戚，豪猾仆隶，荫养奸徒，高门邃宇，不可干问；又有州郡侠客，荫结贵游，附党连群，阴为市劫。比之边县，难易不同。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已下，干用贞济者，以本官俸恤，领里尉之任，各食其禄。高者领六部尉，中者领经途尉，下者领里正。不尔，请少高里尉之品，选下品中应迁者为之。”

诏曰：“里正可进至勋品，经途从九品，六部尉正九品。诸职中简取，何必须武人也？”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，于诸坊巷司察盗贼。于是京邑清静，至今踵焉。

《高崇传》：子谦之，为河阴令。旧制，二县令得面陈得失。时佞幸之辈，恶其有所发闻，遂共奏罢。

谦之乃上疏曰：“豪家支属，戚里亲媾，缧绁所及，举目多是。皆有盗憎之色，咸起怨上之心。县令轻弱，何能克济？先帝昔发明诏，得使面陈所怀。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，常得入奏是非。所以朝贵敛手，无敢干政。乞新旧典，更明往制。”崇奏在胡灵后时。此皆可见都邑之难治也。

北齐制：邺令领右部、南部、西部三尉，又领十二行经途尉。凡一百三十五里，里置正。临漳领左部、东部二尉。左部管九行经途尉。凡一百一十四里，里置正。成安领后部、北部二尉。后部管十一行经途尉。七十四里，里置正。

刺史之设，本所以资巡察，其后浸成疆吏，则司巡察者又别有其人，此亦犹明代于巡按之外，复遣巡抚也。

《宋书·礼志》，谓古者巡守之礼，布在方策。秦、汉、曹魏，犹有巡幸之事，至晋世巡守遂废。引武帝泰始四年诏，谓：“古之王者，以岁时巡守方岳，其次则二伯述职，不然则行人巡省，撢人诵志。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，衔命四出，周行天下。亲见刺史、二千石长吏，申喻朕心恳诚至意。访求得失损益诸宜。观省政治，问人间患苦。还具条奏，俾朕昭然，鉴于幽远，若亲行焉。”

下叙宋武帝永初元年遣使，文帝元嘉四年、二十六年东巡之事，其视之犹甚重。然克举其实者似鲜。其事亦仅间有之。如宋元嘉三年、九年、三十年，明帝泰始元年，皆尝遣使。北朝则高宗大安元年，高祖延兴二年，大和八年、十四年，皆尝遣使。孝静帝天平二年，齐献武王以治民之官，多不奉法，请送朝士清正者，州别遣一人问疾苦。周武帝建德五年遣使，诏意亦颇重视，皆见《纪》。

至齐孝武，征求急速，以郡县迟缓，始遣台使，则擅作威福，其弊无穷，详见《齐书·竟陵王子良传》。后人所由訾遣使纵横，本非令典也。

晋武帝访王浑以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。浑言：“旧侍中读诏，诏文相承已久，非留心方国之意。请令中书，指宣明诏，不复因循常辞。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、镇长史、司马，诸王国卿，诸州别驾。今若不能别见，可前诣轩下，使侍中宣问，以审察方国。”其视之意亦甚重。然后亦浸成具文。北齐尚有其礼，见《隋书·礼仪志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