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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 第一节 农业（第2页）

《齐书·徐孝嗣传》云：是时建武。连年虏动，军国虚乏。孝嗣表立屯田，曰：“窃见缘淮诸镇，皆取给京师，费引既殷，漕运艰涩。聚粮待敌，每若不图。利害之基，莫此为甚。臣比访之故老，及经彼宰、守。淮南旧田，触处极目。陂遏不修，咸成茂草。平原陆地，弥望尤多。

“今边备既严，戍卒增众，远资馈运，近费良畴，士多饥色，可为嗟叹。愚欲使刺史、二千石，躬自履行，随地垦辟。精寻灌溉之源，善商肥确之异。州、郡、县戍，主帅以下，悉分番附农。

“今水田既晚，方事菽、麦，菽、麦二种益是北土所宜，彼人便之，不减粳稻，开创之利，宜在及时。所启允合，请即使至徐、兖、司、豫，爰及荆、雍，各当境规度，勿有所遗。别立主曹，专司其事。田器、耕牛，台详所给。岁终殿最，明其刑赏。此功克举，庶有弘益。若缘边足食，则江南自丰，权其所饶，略不可计。”事御见纳。

时帝已寝疾，兵事未已，竟不施行。史臣论之曰：“江左以来，不暇远策。王旅外出，未尝宿饱。四郊婴守，惧等松刍。县兵所救，经岁引日。凌风泙水，转漕艰长。倾窖民之储，尽仓敖之粟。流马木牛，尚深前弊，田积之要，惟在江、淮。郡国同兴，远不周急。故吴氏列戍南滨，屯农水右；魏世淮北大佃，而石横开漕，皆辅车相依，易以待敌。孝嗣此议，殆为空陈，惜矣。”

可见屯田之策，于恢复之图，所关实大也。

《魏书·薛虎子传》：虎子以大和四年，为彭城镇将。上表言：“在镇之兵，不减数万。资粮之绢，人十二匹。即自随身，用度无准。未及代下，不免饥寒。徐州左右，水陆壤沃。清、汴通流，足盈激灌。其中良田，十余万顷。若以兵绢市牛，分减戍卒，计其牛数，足得万头。兴力公田，必当大获粟稻。一岁之中，且给官食。半兵頛植，余兵尚众，且耕且守，不妨捍边。一年之收，过于十倍之绢。暂时之耕，足充数载之食。于后兵资，惟须内库。五稔之后，谷、帛俱溢。”高祖纳之。

又《范绍传》言：世宗时，有南讨之计，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，通缘淮戍兵，广开屯田。八坐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，加步兵校尉。绍勤于劝课，频岁大获。虏为之能收其利，而谓我不能为之哉？

北方诸胡，知留心农事者盖寡。惟苻坚，《晋书·载记》言其曾以境内旱，课百姓区种。又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苑中，已见上章第三节。

案封裕言：“自永嘉丧乱，百姓流亡。中原萧条，千里无烟。饥寒流陨，相继沟壑。先王以神武圣略，保全一方。故九州之人，塞表殊类，襁负万里，若赤子之归慈父。流人之多旧土，十倍有余。人殷地狭，故无田者十有四焉。”则当时流民之入辽西者甚众。

皝不能抚绥之，乃重征之以要利，亦可谓无远略矣，然较之刘、石等之徒知虐取者，尚较愈也。

《慕容宝载记》言：辽川先无桑，及廆通于晋，求种江南，平州桑悉由吴来。

《冯跋载记》云：跋励意农桑，勤心政事。乃下书，省徭薄赋。惰农者戮之，力田者褒赏，命尚书纪达，为之条制。

又下书曰：“今疆宇无虞，百姓宁业，而田亩荒秽，有司不随时督察，欲令家给人足，不亦难乎？桑、柘之益，有生之本。此土少桑，人未见其利。可令百姓：人殖桑一百根，柘二十根。”此等皆较能留心民事者，然十六国中，殊不多见也。

魏起陉北，至道武之世，乃知留心农事。

《魏书·食货志》言：大祖经略之先，以食为本。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，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。初登国六年破卫辰，收其珍宝、畜产，名马三十余万，牛、羊四百余万，渐增国用。既定中山，分徙吏民及徒河种人工技巧十万余家，以充京都。各给耕牛，计口授田。《纪》在天兴元年。案明元永兴五年，亦徙二万余家于大宁，计口授田。盖北方土旷，故能如是也。

天兴初，制定京邑。东至代郡，西及善无，南极阴馆，北尽参合，为畿内之田。其外四方、四维，置八部帅以监之。劝课农耕，量校收入，以为殿最。

自后比岁大熟，匹中八十余斛。是时戎车不息，虽频有年，犹未足以久赡矣。大宗永兴中，频有水旱。神瑞二年，又不熟。京畿之内，路有行馑。帝以饥，将迁都于邺。用博士崔浩计，乃止。于是简尤贫者就食山东。敕有司劝课留农者。自是民皆力勤，故岁数丰穰，畜牧滋息。世祖屡亲戎驾，而委政于恭宗。真君中，恭宗下令，修农职之教。此后数年之中，军国用足矣。

《恭宗纪》言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，使无牛家以人力相贸，垦殖锄耨。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，偿以私锄功七亩，如是为差。至与小、老无牛家种田七亩，小、老者偿以锄功二亩。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，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，明立簿目。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，以辨种殖之功。又禁饮酒、杂戏，弃本沽贩者。此等琐碎之政令，安能及于闾阎而收实效？史云“垦田大为增辟”，亦不过缘饰之辞耳。

《高祖纪》：延兴三年二月，诏：“牧、守、令长，勤率百姓，无令失时。同部之内，贫富相通。家有兼牛，通借无者。若不从诏，一门之内，终身不仕。守、宰不督察，免所居官。”

大和元年正月，诏：“牧民者若轻有征发，致夺民时，以侵擅论。民有不从长教，惰于农桑，加以罪刑。”三月，诏曰：“去年牛疫，死伤大半，耕垦之利，当有亏损。今东作既兴，人须肄业。其敕所在，督课田农。有牛者加勤于常岁，无牛者倍庸于余年。一夫制治田四十亩，中男二十亩。无令人有余力，地有遗利。”

四年四月，诏：“今农时要月，百姓肆力之秋，而愚民陷罪者众。宜随轻重决遣，以赴耕耘。”

五年五月，又诏：“农时要月，民须余力。其敕天下，勿使留狱、久囚。”

案魏本一小部落，后来虽藉兵力，穷据中原，然实不知治体，其政令亦不甚能行，故至恭宗劝农，所留意者，仍不过畿内，至高祖世，乃勤勤诰诫牧、守，然以魏吏治之坏，此等空言，又岂能有验邪？

《韩麒麟传》：大和十一年，京都大饥。麒麟表陈时务曰：

“今京师民庶，不田者多。游食之口，三分居二。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饥，况于今者，动以万计？自承平日久，丰穰积年，竞相矜夸，遂成侈俗。车服、第宅，奢僭无限。丧葬、婚娶，为费日多。贵富之家，童妾袨服[3]；工商之族，玉食锦衣。农夫餔糟糠，蚕妇乏短褐。故令耕者日少，田有荒芜，谷帛罄于府库，宝货盈于市里，衣食匮于室，丽服溢于路。饥寒之本，实在于斯。”

以魏所兢兢留意之畿内，而其情形至于如此，虏之所谓农政者可知矣。畜牧之利，北方确较南土为饶，此则地利为之也。

《魏书·食货志》所言道武破刘卫辰所收马、牛、羊之数，盖张侈之辞。然《尔朱荣传》，言其家世富有，牛、羊、驼、马，色别谷量。《北齐书·神武帝纪》：神武初见荣，说曰：“闻公有马十二谷，色别为群，将此竟何用也？”案此所记神武初见荣时事，皆饰说不足信，然缘饰之辞，亦必揣度当时情势而为之，谓荣多马，则不诬也。又《广阳王深传》，言其刺恒州，多所受纳，政以贿成，私家有马千匹者，必取百匹；可见北方之马实多。

《北齐书·卢潜传》言：时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，令土豪贵买之。钱直始入，便出敕括江淮间马，尽送官厩。由是百姓骚扰，切齿嗟怨。又可见南方之马，多来自北方也。魏之服高车，徙诸漠南，此于魏之牧政，裨益甚大。

《食货志》云：泰常六年，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，亦可见北族牧利之饶。

《志》又云：“世祖之平统万，定秦、陇，以河西水草善，乃以为牧地。畜产滋息，马至二百余万匹，橐驼[4]将半之，牛、羊则无数。高祖即位之后，复以河阳为牧场，恒置戎马十万匹，以拟京师军警之备。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，以渐南转，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。而河西之牧弥滋矣。正光以后，天下丧乱，遂为群盗所盗掠焉。”

案孝文南迁，主牧事者为宇文福。《福传》言：孝文“敕其检行牧马之所。福规石济以西，河内以东，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，事寻施行，今之马场是也。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，福善于将养，并无损耗”。以吾民衣食所资之地，旷为异族之牧场，使得游牝其间，厚其力以猾夏，亦可哀矣。

南北兵事之利钝，步骑之不敌，实为其大原因；南方欲图恢复，必有精骑以与虏决胜于中原。

《隋书·贺娄子干传》言：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，甚患之。彼俗不设村坞，敕子干勒民为堡，营田积谷，以备不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