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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钱币上（第2页）

案钱币贵于画一，梁武顾不恤自乱其例，铸女钱与五铢并行，盖利于去其周郭？其后又议铸铁钱，盖亦以铜少故也？

《周书·艺术姚僧垣传》：梁元帝尝有心腹疾，以从僧垣进大黄得愈，元帝大喜，时初铸钱，一当十，乃赐钱十万，实百万也，则元帝曾铸当十钱。然此外更无所见，盖其钱亦未行也。

《隋志》又云：陈初承梁丧乱之后，铁钱不行。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，于时人杂用，其价同，《梁书·敬帝纪》：大平元年三月，班下远近，并杂用古今钱。二年四月，己卯，铸四柱钱，一准二十。壬辰，改四柱钱一准十。丙申，复用细钱。但两柱重而鹅眼轻，私家多镕钱，又间以锡、铁，兼以粟、帛为货。

至文帝天嘉五年，改铸五铢。《纪》在三年闰二月。初出一当鹅眼之十。宣帝大建十一年，又铸大货六铢，以一当五铢之十，与五铢并行。《陈书·本纪》：大建十一年七月，辛卯，始用大货六铢钱。后还当一。人皆不便，乃相与讹言曰：“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。”未几而帝崩，遂废六铢而行五铢，竟至陈亡。其岭南诸州，多以盐、米、布交易，俱不用钱。

案《志》言交、广之域全以金、银为货，又云：岭南诸州，多以盐、米、布交易，盖商贾用金、银，人民自用盐、米、布也。此亦足证当时钱币之用，尚不周遍。

北朝圜法之坏，其情形亦与南朝略相似。

《魏书·食货志》云：魏初至于大和，钱货无所周流，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。

十九年，冶铸粗备，文曰大和五铢。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。内外百官禄，皆准绢给钱。在所遣钱工，备炉冶。民有欲铸，听就铸之。铜必精练，无所和杂。世宗永平三年冬，又铸五铢钱。肃宗初，京师及诸州镇，或铸或不。或止用古钱、不行新铸。致商货不通，贸迁颇隔。

熙平初，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：“大和五铢，虽利于京邑之肆，而不入徐、扬之市。土货既殊，贸粥亦异。便于荆、郢之邦者，则碍于兖、豫之域。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，王道诒隔化之讼。

“去永平三年，都坐奏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。时被敕云：不行之钱，虽有常禁，其先用之处，权可听行，至年末悉令断之。谨寻不行之钱，律有明式。指谓鸡眼、环凿，更无余禁。

“计河南诸州，今所行者，悉非制限。昔来绝禁，愚窃惑焉。又河北州镇，既无新造五铢，设有旧者，而复禁断，并不得行，专以单丝之缣，疏缕之布，狭幅促度，不中常式，裂匹为尺，以济有无。

“徒成杼轴之劳，不免饥寒之苦。良由分截布帛，壅塞钱货，实非救恤冻馁，子育黎元。谨惟自古已来，钱品不一，前后累代，变易无常；且钱之为名，欲泉流不已。

“愚意谓今之大和，与新铸五铢，及诸古钱，方俗所便用者，虽有大小之异，并得通行。贵贱之差，自依乡价。庶货环海内，公私无壅。其不行之钱，及盗铸毁大为小，巧伪不如法者，据律罪之。”

诏曰：“钱行已久，今东尚有事，且依旧用。”澄又奏：大和五铢，乃大魏之通货，不朽之恒模，宁可专贸于京师，不行于天下？但今戎马在郊，江疆未一，东南之州，依旧为便。

至于京西、京北、域内州镇未有钱处，行之则不足为难，塞之则有乖通典。请并下诸方州镇：其大和及新铸五铢，并古钱内外全好者，不限大小，悉听行之。鸡眼、环凿，依律而禁。

河南州镇，先用钱者，既听依旧，不在断限。惟大和、五铢二钱，得用公造新者。其余杂种，一用古钱。生新之类，普同禁约。诸方之钱，通用京师。其听依旧之处，与大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。若盗铸者，罪重常宪。符旨一宣，仍不遵用者，刺史、守、令，依律治罪。诏从之。而河北诸州，旧少钱货，犹以他物交易，钱略不入市也。

案魏大和、永平五铢，盖所铸甚少，不足周用，故河北竟无新钱，即京西、京北，亦有无钱之处也。在所遣钱工、备炉冶，民有欲铸，听就铸之，颇近今世自由铸造之制，此私铸之所以不行。既用任城之议，则通行之地稍广，所需愈多。明年，又从崔亮议，于有冶利处开铸。私铸遂因之而兴。

《志》云：自后所行之钱，民多私铸，稍就小薄，价用弥贱。《肃宗纪》：孝昌三年正月，诏峻铸钱之制。建义初，重盗铸之禁，开纠赏之格。

至永安二年秋，诏更改铸，文曰永安五铢。《魏书·杨侃传》：时所用钱，人多私铸，稍就薄小。乃至风飘、水浮，米斗几直一千。侃奏曰：“昔马援至陇西，尝上书求复五铢钱。事下三府，不许。后援征入为虎贲中郎，亲对光武，申释其趣，事始施行。臣顷在雍州，亦表陈其事。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，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。旨下尚书，入坐不许，以今况昔，即理不殊。求取臣前表，经御披析。”侃乃随事剖辨。孝庄从之。乃铸五铢钱，如侃所奏。

《高谦之传》：朝议铸钱以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。乃上表求铸三铢钱，曰：“钱之轻重，世代不同。夫以西京之盛，钱犹屡改，并行小大，轻重相权。况今寇难未除，州郡沦败，民物凋零，军国用少；别铸小钱，可以富益，何损于政，何妨于人也？臣今此铸，以济交乏。五铢之钱，任使并用。脱以为疑，求下公卿博议，如谓为允，即乞施行。”诏将从之，事未就，会卒。则初亦有铸轻钱之议，而后未果行也。

官自立炉，起自九月，至三年正月而止。利之所在，盗铸弥众。巧伪既多，轻重非一。四方州镇，用各不同。迁邺之后轻滥尤多。

武定初，齐文襄奏革其弊。于是诏遣使人，诣诸州镇，收铜及钱，悉更改铸，其文仍旧。然奸侥之徒，越法趋利，未几之间，渐复细薄。

六年，文襄王以“钱文五铢，名须称实，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，听入市用，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，自余皆准此为数。其京邑二市，天下州镇、郡、县之市，各置二称，悬于市门。私民所用之称，皆准市称，以定轻重。凡有私铸，悉不禁断，但重五铢然后听用。虽重五铢，而多杂铅镴，并不听用。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，有人纠获，其钱悉入告者。其小薄之钱，若即禁断，恐人交乏绝，畿内五十日，外百日为限”。

群官参议，咸以时谷颇贵，请待有年，上从之而止。

此时之操切，可谓至极，然不能禁绝私铸，而欲称其轻重以为用，亦只可谓之无策耳。《隋志》云：齐神武霸政之初，承魏犹用永安五铢。迁邺已后，百姓私铸，体制渐别，遂各以为名：有雍州青赤，梁州生厚、紧钱、吉钱，河阳生涩、天柱、赤牵之称。冀州之北，钱皆不行，交贸者皆绢布。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，仍依旧文更铸，流之四境。未几之间，渐复细薄，奸伪竞起。此即《魏志》所云文襄奏革其弊者，事虽系之神武，谋实出自文襄也。

《志》又云：文宣受禅，除永安之钱，改铸常平五铢。《本纪》在天保四年正月。重如其文。其钱甚贵，且制造甚精。

至乾明、皇建之间，往往私铸。邺中用钱，有赤熟、青熟、细眉、赤生之异。河南所用，有青薄、铅锡之别。青、齐、徐、兖、梁、豫州，辈类各殊。武平已后，私铸转甚。或以生铁和铜。

至于齐亡，卒不能禁。又云：后周之初，尚用魏钱。《北史·文帝纪》：大统六年二月，十二年三月，皆铸五铢钱。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，乃更铸布泉之钱，以一当五，与五铢并行。亦见《周书·本纪》。时梁、益之境，又杂用古钱交易；河西诸郡，或用西域金银之钱，而官不禁。

建德三年六月，更铸五行大布钱，以一当十，与布泉钱并行。四年七月，又以边境之上，人多盗铸，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，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。五年二月，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，遂废之。《本纪》事在正月。初令私铸者绞，从者远配为户。亦见《本纪》。

齐平已后，山东之人，犹杂用齐氏旧钱，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，又铸永通万国钱，以一当十，与五行大布及五铢，凡三品并用。《本纪》但云与五行大布并行。

北齐圜法之弊，全与魏同，盖承魏之敝，欲变焉而未能者。后周则思铸大钱以救钱荒，而卒亦扞格，其为弊，又与三国时之吴、蜀及宋之文帝同也。

民间苦铜钱不足，公家及豪富人，则有藏钱颇多者。《晋书·苏峻传》，峻陷宫城，得官省之钱亿万。齐武帝聚钱上库五亿万，齐库亦出三亿万。白曜之破东阳，获铜五千斤，钱十五万。此公家之藏也。江禄为武宁郡，积钱于壁，壁为之倒。曹虎在雍州，致见钱七千万。梁临川王宏**钱，百万一聚，黄榜标之，千万一库，悬一紫标，如此者三十余间。曹景宗弟羲宗，富人向姓，以其为方伯之弟，豪强之门，出见钱百万，以妹适之。魏崔和子轨，盗钱百万，背和亡走。

梁南平王伟，于富僧藏镪者，多加毒害。此豪富之所藏也。

《晋书·王导传》：子悦，先导卒。先是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，潜为祈祷者数矣。寻掘地得钱百万，意甚恶之，一皆藏闭。

《齐书·祥瑞志》：永明七年，《南史·本纪》在六年七月。齐兴大守刘元宝治郡城，于堑中获钱百万，《南史》作三十七万。形极大，《南史》云：皆轮厚径一寸半。以献台为瑞。世祖班赐朝臣以下各有差。

十年，齐安郡民王摄掘地，得四文大钱一万二千七百十枚，品制如一。古人本有埋钱之风，当恶钱盛行之日，必更有甚焉者，此亦钱乏之一因欤？

金属为币，其弊在于私铸、私销之难禁。终南北朝之世，币制之坏，可谓皆由于私铸。

《魏书·辛子馥传》：绍先孙。天平中，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，数州之界，多有盗贼。子馥受使检覆。因辨山谷要害，宜立镇戍之所。又诸州豪右，在山鼓铸，奸党多依之，又得密造兵仗，亦请破罢诸冶。朝廷善而从之。可见豪右铜冶，胥为私铸之媒。

又崔?尝私铸钱。而南朝梁高祖从父弟昱，亦坐于宅内铸钱，为有司所奏，下廷尉，免死徙临海郡。临川王宏之子，亦尝盗铸钱。又可见冒利而为之者之众矣。不爱铜、不惜工之论，可以止私铸，不能止私销。若欲禁绝私销，非如昔人之言，举铜冶而尽禁之不可，此岂可行之事哉？此则以金属为币，无可救正之弊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