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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钱币下（第2页）

《晋书·艺术传》言：隗炤临终，书版授其妻曰：“吾亡后当大荒穷，虽尔，慎莫卖宅也。却后五年春，当有诏使，来顿此亭，姓龚，此人负吾金，即以此版往责之，勿违言也。”

炤亡后，其家大困乏。欲卖宅，忆夫言辄止。期日，有龚使止亭中，妻遂（上齐下贝）版往责之。使者执版惘然。良久而悟，谓曰：“贤夫何善？”妻曰：“夫善于易，而未曾为人卜筮也。”使者曰：“噫！可知矣。”乃命取蓍筮之。卦成，告炤妻曰：“贤夫自有金耳。知亡后当暂穷，故藏金以待大平。所以不告儿妇者，恐金尽而困无已也。知吾善《易》，故书版以寄意耳。金有五百斤，盛以青瓮，覆以铜柈，埋在堂屋东头，去壁一丈，入地九尺。”妻遂掘之，皆如卜焉。其言诞谩不足信。

《隋书·艺术传》言：或有金数两，夫妻共藏之，于后失金，夫意妻有异志，将逐之，其妻称冤，以诣杨伯丑。伯丑为筮之，曰：“金在矣。”悉呼其家人，指一人曰：“可取金来。”其人赧然，应声而取之。其言之诞谩与隗炤事同，然言藏金不过数两而已。

梁元帝谲长孙俭，言埋金千斤于城内。

《周书·王思政传》：思政为荆州刺史，州境卑湿，城堑多坏，思政命都督蔺小欢督工匠缮治，掘得黄金三十斤，亦必贵富者所埋矣。是时公家用金，亦多以两计者：如宋明帝欲以金千两赎晋熙王昶于魏；隋文帝践极，遣赐萧岿金五百两，银一千两是也。杜弘奔临贺，送金数千两与王机，求讨桂林贼自效：侯景饷朱异金二百两；则贵富人相赠遗，亦以两计矣。

《晋书·食货志》言愍皇时斗米二金，而《帝纪》云米斗金二两，此为当时用金，多以两计之确证。

《石季龙载记》言：其时金一斤直米二斗，则又四倍愍皇时，米贵似不应至此。颇疑《载记》之斤字，实当作两，非传写之误，则载笔者习熟旧史言金以斤计重之文，下笔时偶尔失检也。此疑如确，则凡他言金若干斤者，又安知其不有为两字之误者邪？史之言金，又有不著其为斤抑为两者，如第十九章第二节所引：范宁言并兼之士，一宴之馔，费过十金；《谢安传》言其肴馔屡费百金是也。

汉时黄金一斤直钱万，晋、南北朝之世，或无甚变动。何曾食日万钱，时人已视为极侈，《范宁》《谢安传》所云，若以斤计则其所费，又将十百于曾，虽侈不容至是，其必以两计可知。

《北齐书·慕容俨传》言：俨斩侯瑱骁将张白石首，瑱以千金赎之，《俨传》之辞，全不足信，说已见前，即谓造作言语，亦当按切情势，仍可考见事实，则以宋明帝赎晋熙王之事例之，亦必以两计无疑。至如第一节所引会土膏腴上地亩直一金等，则系循行文之便，约略言之，不容凿求其数也。

黄金有常形制，或为挺，或为饼，武陵王纪黄金以一斤为饼，杨运长等密以金饼赐沈攸之佐吏。

《北齐书·陈元康传》言，世宗以元康进计征颍城而克，赏以金百挺。

《祖珽传》言：文襄遇害，元康被伤，使珽作书属家累事，并云：祖喜边有少许物，宜早索取。珽乃不通此书，唤祖喜私问，得金二十五挺，惟与喜二挺，余尽自入。

《北史·李幼廉传》：《北齐书》之李稚廉。出为南青州刺史，主簿徐乾，富而暴横，幼廉收系之，乾密通疏，奉黄金百挺。则挺、饼二者，晋、南北朝之世，固犹通行。窃意此等沿袭旧形制之金，其重必以斤计。

此等惟公家或豪富之家藏之，赏赐、购募，赠遗、货赂，间或藉以为用。民间所用，并是散碎，则皆以两计。亦犹近世富家藏金薄、银挺，人间寻常用碎银也。

金银零星使用见于史者，以兵乱时赏赐将士者为最多，即此可以推见民间使用之情形矣。

宋明帝泰始三年九月，戊午，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，金钗千枚，班赐北征将士。《宋书·本纪》。《天文志》事在八月癸卯。休范之叛，皇大后、大妃剔取宫内金银器物以充用。

侯景之难，羊侃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，诏送金五千两，银万两，绢万匹，以赐战士。时有一小儿，请以飞鸱传致消息。乃作数千丈绳，缀纸鸱于绳端，缚书其背，又题鸱口：若有得鸱送援军者，赏银百两。《魏书·岛夷传》。

陈高祖讨王僧辩，密具袍数千领，及采帛、金银，以为赏赐之具。淳于量、吴明彻等讨华晈，募军中小舰，多赏金银，令先出当贼大舰，受其拍。周罗?平山贼，宣帝赐之金银二千两。

叔陵作乱，呼其甲士，散金银以赏赐。贺若弼进钟山，后主多出金帛赋诸军，以充赏赐。及战，弼躬当鲁广达，窘而复振。而陈兵得人头，皆走后主，求赏金银。弼更趣孔范，范兵势交，便败走，陈军遂溃。任忠驰入台见后主。

后主与之金两縢，曰：“为我南岸募人，犹可一战。”

周武帝伐齐，齐王宪上金宝一十六件，以助军资。及入并州，出齐官中金银，班赐将士。皆战时用金银赏赐之事也。

徐陵之迁吏部尚书也，冒进求官者，喧竞不已，陵乃为书宣示，曰：“永定之时，圣朝草创，白银难得，黄札易营，权以官阶，代于钱绢。”

可见赏赐本以钱绢为主，不得已乃代之以金银，又不得已，乃代之以官阶矣。此等赏赐，必不能用铤饼，必皆用金钗及器物等以充之，其物既小，分赋又多，其不能以斤计而以两计，亦势使然也。

而民间之使用金银视此矣。金银本无用之物，贵族之宝之，大抵皆用为装饰。装饰有为礼制所许者，如晋之五路，皆饰以金；又汉自天子至百官，无不佩剑，其后惟朝带剑，至晋乃代之以木，贵者用玉首，贱者则以蚌、金、银、玳瑁为雕饰是也。见《晋书·舆服志》。

《齐书·舆服志》云：衮衣，汉世出陈留、襄邑所织，宋末用绣及织成。明帝以织成重，乃采画为之，加饰金银薄，盖反以为俭矣。然非礼之用实多。

《齐书·萧颖胄传》：高宗墓俭约，欲坏大官元日上寿银酒（左钅右仓），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。颖胄曰：“朝廷盛礼，莫遇三元，此一器既是旧物，未足为侈。”帝不悦。

后与曲宴，银器满席。颖胄曰：“陛下前欲坏银酒（左钅右仓），恐宜移在此器也。”帝甚有惭色。曲宴银器，固为非礼，元日上寿，又何以必用银酒（左钅右仓）邪?

宋明帝将杀吴喜，召入内殿，赐以名馔，并金银御器，则金银之器，又不徒宫禁中用之矣。然此尚非其至侈者。齐武帝至刘悛宅，昼卧，觉，悛自奉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，因以与帝，则真骇人听闻矣。然一时君若臣以金银器物赏赐、贡献、馈遗者殊多。如齐高帝送金钗二十枚与周盘龙爱妾杜氏，武帝以金镂柄银柱琵琶赐褚渊，王敬则以金铪饷周奉叔是也。索虏不知礼义，故其奢侈尤甚。

元嘉二十七年之役，刘泰之等袭汝阳虏营，营内食具，皆是金银，事见《宋书·索虏传》。战时如此，平时可知。辽西公意烈之曾孙库汗，尝从大武北巡，有兔起乘舆前，命射之，应弦而毙，大武悦，赐一金兔，以旌其能，此似偶然之事。然孝武在洛，以银酒卮容二升许，悬于百步外，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，中者即以赐之；西魏文帝在天游园，亦以金卮置候上，命公卿射：事见《北史·魏诸宗窒》《周书·宇文贵传》。造次颠沛之间，而犹如此，则其以金银器充赏，亦习为故常矣，臣下之藏金银器饰者：黄权母吴，以金钏赂蔡樽妾。梁庐陵王续临终，上金银器千余件。徐君蒨侍妾数十，服玩悉以金银。鱼弘侍妾百余人，不胜金翠。有眠床一张，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饰。陶侃宴阳斐，宾客三百余人，器皆金玉杂宝。

阮孝绪七岁，出继从伯胤之，胤之母周氏卒，遗财百余万，孝绪一无所纳，乳人辄窃玉羊、金兽与之，皆可见其所藏器饰之多。其北方：则周大祖破侯莫陈悦，左右窃其银镂瓮。

周武帝克晋州，使招北齐行台右仆射傅伏，以金、马碯二酒钟为信，伏不受，后降，又以金酒卮赐之。可朱浑元归齐，齐高祖使持金环一枚以赐。后主亦以金银酒钟各一赐慕容俨。其甚者：毕义云私藏工匠，家有十余机织锦，并造金银物，因被禁止。杨钧造银食器十具，以饷元叉，见《北史·杨昱传》。以孙腾、达奚武之功名，而腾盗府藏银器为家物，武为大司寇，库有万钉金带，因入库取之以归，几于廉耻扫地矣。

此等事本有禁令，然大抵成为具文。《宋书·礼志》言：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者，其非禁物，皆得服之，而纯金银器，列为禁物之一。第六品以下，加不得服金?绫锦，金钗、镮、铒，及以金校饰器物，张绛帐。士卒百工，加不得以银饰器物，张帐。奴婢、衣食客，加不得服金黄银钗、镮、铃、（左钅右適）、铒。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，及罽碧校鞍，珠玉、金银，错刻雕饰无用之物。

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，断金银涂。

齐东昏侯永泰元年十一月，尚书令徐孝嗣议：王侯贵人昏连卺以真银卮，盖出近俗。今除金银连锁。自余新器，悉用埏陶。

陈世祖天嘉元年八月，诏雕镂**饰，非兵器及国容所须，金银、珠玉，衣服，杂玩，悉皆禁断。

后主大建十四年四月，诏禁镂金银薄。魏高阳王雍领司州牧，请王公以下贱妾，悉不听用织成、锦绣，金玉、珠玑，奴婢并不得以金银为钗、带。此等法令，几于无代不有，然观法令之陈陈相因，即可知其久成具文矣。